我国宪法第36条明确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原则，国务院也颁布《宗教事务条例》予以全面落实。

（三）明确国家机关的功能：代表只对国民负责。马尔贝格分析了1789年《人权与公民权宣言》第3条[13]和1791年宪法第3章第1条[14]和第2条[15]，认为国民主权原则从未在国家法律秩序中消失，国民在国家法秩序中具有最高地位。

然而，近年来，欧盟突然被反恐、脱欧等形势所困扰，能快速整合权力运行的传统国家中心主义似乎又开始得到重视 （二）为什么研究法国 在国内宪法学的话语体系中，国家法学的研究更多秉承德国、日本的学术逻辑及理论脉络，而极少涉及其他代表性国家。在确认国家法人人格后，马尔贝格对国家与主权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区分。[72] 更详细论证，参见秦前红：《重大改革应于法有据：国家监察委员会授权考》，载《中国法律评论》2017年第2期。在君主制下，国王既是权力的享有者，也是权力的行使者，两种身份合二为一。马尔贝格因此认为，国家机关理论仅得以在国民主权原则下才能获得根本的制度保障，否则仅是君主的附庸。

传统的国家一般理论慢慢与其他理论相妥协，共同对公共生活进行制度化。就目前中国的法律文本而言，国家是单一主体。第四，形式法治重视程序公正，不追求实际结果公正。

我觉得这种划分也有可取之处。第二个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，资本主义经历了由自由放任到福利国家时期的转变，法治随之也转向民主实质法治，其主要特点是法律本身并不自动具有正当性和权威性，法律甚至宪法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，即人们开始追问法律正当性的价值基础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许多群众检举信函交到上级领导机关后，层层转批，最后又回到本单位领导手中，随后而来的是被检举人的打击报复，这就涉及到如何保护群众行使监督权的问题。问：您提到，现代民主型法治首先是在西方产生发展起来。

这就如同政治体制一样，不能仅仅以时间维度作为分野，古代虽然通常实行专制体制，但是也存在民主体制。由于人们的组合是完全出于自愿而不是被迫，自由与群合的紧张关系可得到消解。

它在实现公平方面的作用表现在：其一，通过社会福利立法，对处于弱势群体给予适当保护和特殊关照，这些保护和关照逐渐发展成为了经济、社会与文化权利。特别是地方专门监督机构，人事和财政等都受制于地方党、政领导，一些敢于依法行使监督职权的"反腐勇士"，也常常是"出师未捷职先丢"，在调查案件的关键时期突然被"重用"到其他"更重要的岗位"上去了。另外，使用哪个词，通常取决于语境和是否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。但我觉得，这样的分类仍然很笼统，你是否注意到，有些学者将法治划分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？对此种划分你有何看法？ 答：有些国外学者从形式和实质的维度，把法治分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。

第二，在形式法治下，法律的普遍性与一般性得到突出强调，反对个案处理与特殊关照。文化多元化和道德多元化解构了传统的一元道德，加之道德缺乏可操作性，因而德治也失去了基础。最后，不承认古代有法治，便意味着以现代法治作为衡量的标准，而这带来了另一个问题，即现代法治也存在不同类型，如西方社会在自由竞争时期和政府干预时期的法治，在价值取向上就有重大区别，那么，究竟以哪种类型作为衡量标准?所以，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法治概念，可容纳多样性的法治理论和实践，然后经过具体类型的分析，可分辨不同类型法治的具体差异和特色。在实质法治下，法律不是自足系统，服从宗教、道德、政治或经济等价值的支配。

其二是通过限制产权和契约自由等措施对强势"经济人"的经济活动，予以适当干预，特别是通过累进税、财产转让税和遗产继承税等法律措施，缩小贫富差距，从而寻求实质公正，至少限制过分的实际不公平。法治类型的划分也是这样，通过抽象获得纯粹的类型，如民主形式法治与民主实质法治等，往往互相渗透，彼此交叉，无法截然分开。

这意味着，民主和法治之间并不密不可分，互为前提。源自古希腊的自然法观念，经古罗马和中世纪一直延续了下来，从而形成了应然法与实然法的二元反思张力。

我认为其中四项基本价值是最主要的，即效率、公平、自由、群合。人们生活在社会中，必然结成社会关系。到"文革"时期，法律虚无主义达到极端，司法机关被砸烂，法律教育被停止，法律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工具，公民权利被等同于资产阶级法权。那种法治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畸形的法治理论，与今天我们讨论的法治理论在意旨截然不同。在自由主义时期，与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相对应的是，公法与私法的分立，而到了后自由主义的福利社会，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重新融合，公法与私法的界限日益模糊，法律自治遭到了破坏，早期法律的一般性与公共性的特征已不复存在。在古代中国，官职多是由上级授予，下级重点在于伺候好上级，对上级竭力效忠，不把民众当回事。

把法治是否以民主为基础作为标准进行划分，仅仅是分析法治一个维度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没有自然法这种超验的理念，就难以产生现代西方的法治思想。

不过，实践中的某个时期或某些情境下，通常以一种类型为主，有时一种类型竟会趋于极化，接近于纯粹类型。第二种观点与之相反，认为自由主义的法治即民主形式法治已经破产。

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从性善论出发，注重教化的作用，认为通过教化可以使人成为尧舜，在价值认知上做到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从道德实践上做到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。用昂格尔的话说，就是实现了四个"法律自治"，即法律区别于政治、道德和宗教规范的内容自治，法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学说自治，法律形成一套独立推理的方法论自治，以及法律职业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团体的职业自治。

时下法治研究中的洋话连篇，"西典"满卷，言必称希腊、罗马，典必出英美、欧陆，不仅仅是一种"法学失语症"，实际上是一种"文化失语症"。七、中国法治的价值取向 问：您在谈到现代法治时，认为它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，同时又把它分为民主形式法治与民主实质法治。党章中明确规定了选举制度，但是，实践中，由上级指派领导的做法仍然存在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专门监督机构尚缺乏效能。

二是司法是一种判定胜负的活动，通常会有输有赢，如同许多体育活动的输者往往认为裁判不公一样，败诉一方也往往会认为法官不公，而律师为了向委托人有个交代，也通常会把司法腐败作为败诉的辩解。为了减少和解决社会冲突，人们想出了各种办法。

经过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反思、批判、整合与超越，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生发出了现代西方文化。其中每一对关系都处于紧张状态，又往往维持一种动态平衡。

于是，法治则成为了治理社会的理性选择，实行法治才日益成为了人们的共识。问：您上面提出了四种法治类型，并分析了民主形式法治与民主实质法治的联系和区别，并指出各自的困境，这种研究法治的方法，与国内外流行的关于法治问题的研究不同。

五、法治的价值取向 问：上面您说划分法治类型的重要依据之一是法治的内在价值取向，这有些抽费解，能否具体解释一下？ 答：法治的价值冲突不是法治本身所固有，社会基本价值的紧张关系。对于弱者来说，自由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边缘化和贫困化，在缺乏必要享有自由的物质条件时，自由的背后则是无人问津的饥寒交迫。答：建国以来，中国的法治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。在这方面，中国历史中的教训不胜列举，"文革"实行人治的苦果，人们记忆犹新。

例如通过"普法"等形式引导人们接受现代法治观念是很必要的。关于公共权力来源，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，提出了防止社会公仆变为人民老爷的两项措施，一是负责管理公共事务的掌权者由群众普选产生，选举者可以随时将他们罢免。

另外，"人民"这个概念过于笼统，人民也分阶层，彼此之间也有利益冲突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。我不赞成用"化"这类口号，而赞成保持一种平常心，无论是传统的还是西方的文化，只要可以利用，都要充分利用。

通过选举中公平、公正和公开的竞争，可以使选民有机会更好地了解被选举人，使选民在比较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真实选择，根据被选举人"施政纲领"中的许诺检验被选举人当选后的作为。一些掌权者吃喝嫖赌，五毒俱全，不关心群众疾苦，自己"以食为先"，有条件放开吃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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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：天狐定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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